---

 

●佛经是印度的国学，不是中国的国学；正如“马学”是德国的国学，不能视为中国的国学一样。因此，将“佛学”视为中国的“国学”是于理未融的；将佛经视为中国的国学经典更是不伦不类。

 

“国学”热持续有年矣。都在谈论“国学”，然而究竟什么是“国学”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于是一些违反常识、不近情理的观点乘虚而入，比如将“国学”解释为“国人安身立命之学”，进而将舶来的佛学视为中国的“国学”。更有甚者，北京大学“国学百家讲坛”居然将古代印度释迦牟尼宣说的《心经》、《金刚经》也纳入“国学”课程，令人匪夷所思。

 

出现这样的常识性笑话，说到底，是缘于一些奢谈“国学”者仅有趋时求利之意，而无沉潜求实之心。为什么要将过去习称的“文学”、“红学”、“佛学”改名为“国学”？是因为“国学”这个名号在今天更有市场号召力，更有助于名利双收。而国学讨论热火朝天，却连最起码的概念都“说不清”，本身就是对“国学”热的讽刺。其实，“国学”虽然说法多端，如果我们深入探讨、认真辨别一番，就会发现有一个基本稳定、不容混淆的义界。概括说来，古代的“国学”是“国子学”的简称，指国立贵族子弟学校；今天的“国学”是“国故学”的简称，指国家固有的文化学术思想。

 

 “国学”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宗伯》:“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这里，“国子”即国之贵族子弟，“国学”即国家贵族子弟学校。汉代废“国学”，立“太学”代之。晋武帝咸宁二年始设“国子学”，与“太学”并立。南北朝时，或设“国子学”，或设“太学”，或两者同设。北齐时改“国子学”为“国子寺”，隋炀帝时改“国子寺”为“国子监”。唐、宋因之。元代设“国子学”，亦称“国子监”。明清仅设“国子监”。光绪三十一年设学部，“国子监”遂废。“国子学”与“太学”俱为国立最高学府，当两者并设时，“国子学”生员为贵族子弟，“太学”生员为贤良大众。“国学”的另一个特点是与“乡学”相对，指天子或国君在王城和国都开设的高等学府。《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郑玄注:“术当为遂，声之误也。”周制，离都城百里以内的地区叫“乡”，百里以外的叫“遂”。塾、庠、序均为周代乡学之称。西周时，中央学校称“国学”；地方学校称“乡校”。至汉代，中央设立的学府称“太学”，州、郡设立的学校称“学”，县、道、邑设立的学校称“校”。凡“学”与“校”的毕业生都有升入中央“太学”的资格。《朱子文集》卷六十八:“其有秀异者，移于乡学；乡学之秀，移于国学。”可见“国学”不同于“乡学”。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国学”并不等于国之“大学”。西周“国学”根据学生入学年龄和程度的高下，分为“大学”与“小学”两级，“小学”教书、数，“大学”教礼、乐、射、御。《辞海》将“国学”释为“西周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的学校”，后世“为京师官学的通称”，是颇为精当的解释。

祁志祥:文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著有“十一五”教材《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三卷本《中国美学通史》等，主编《国学人文读本》等。转自 文汇读书周报

 

 

近代以来，由于西学的介入，“国学”一词的涵义发生了新的变化，用来指与西学、新学不同的中国固有的文化、学术、思想。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转化，乃是受日本学者影响所致。日本江户时代的学者最先给本国固有文化冠以“国学”名号。20世纪初，中国留日人数激增，日本“国学”一词的这个用法开始为中国学者所采纳。1902年，梁启超在与黄遵宪的通信中首先提出现代“国学”概念，商讨以“新学”批判“国学”。与此相对的是，当时捍卫“国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章太炎、刘师培。章太炎等人主办“国学讲习会”与“国学振起社”，刘师培等人成立“国学保存会”，以与蜂拥而来的“新学”——“西学”相抗衡。这里，“国学”作为与“西学”相对的概念，泛指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说:“‘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故’。”不过，钱穆认为将“国学”定义为中国故有的“文化历史”过于宽泛，主张把“国学”义界缩小为中国故有之学术。不过马一浮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国学的根本是“六艺之学”。熊十力附和说:“六经为中国文化与学术思想之根源。”“中国人作人与立国之特殊精神实在六经。”综合而论，如果说“西学”指西方文化、学术、思想的总称，那么，与此相对的“国学”则应包括中国固有的文化、学术、思想。其中，中国传统学术是国学的主要层面，中国本有的价值理念是国学的核心部分。一国有一国之国学。佛经是印度的国学，不是中国的国学；正如“马学”是德国的国学，不能视为中国的国学一样。因此，将“佛学”视为中国的“国学”是于理未融的；将佛经视为中国的国学经典更是不伦不类。现在的年头，好像不管是谁，也不管他究竟读过多少中国的古书，只要他有点名气，就可以大谈“国学”。例如名画家范曾先生，我就听友人说他发表了不少谈国学的文章，我问写得怎样，友人打着哈哈直摇头。

 

这回，在4月14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上读到了范曾先生写的《国学刍议》一文，就轮到我忍俊不禁了。范文的观点见解是不是合理，以至一些文字语法是不是通顺等等，我这里都不说，只说说文中提到的几本书吧。

 

范文提到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认为胡适所举的书太多了，说：“那么‘最高限度’，那就是一片汪洋大海。《四库全书》也只到乾隆，就有八万卷，……所以，我们必须做的事是选择。古人也做过类似的选择工作，如《子史精华》、《史通削繁》之类，然而同样是帙卷浩繁，对当下的青年没有用途。”所谓“对当下青年的用途”，范文后面明确说明，就是从经典书目中精选最重要的书，以供当今青少年作读本。那么，范先生显然以为《子史精华》就是古人从历代子部、史部中“选择”出来的最重要的书了；而《史通削繁》，似乎就是史部的精选本了。

 

但是，《子史精华》并不是一部丛书，而是康熙时官修的一部类书。它是将子书、史书中的成语典故、名言隽句等等分类编排，以备作诗文者采摭，或作“獭祭”之用的。因此，它的主要功能并不是一般的供人阅读，不是范先生说的“读本”，而是一部工具书。而且，在中国历代众多类书中，它属于非常小型的一种。虽然有160卷，其实字数不多。前些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影印过，只有上下两册。因此，决不是范先生说的“帙卷浩繁”。

 

至于范文说《史通削繁》“帙卷浩繁”，那更是大笑话了，因为它只有区区4卷。此书并不是史部的选本，而是清人纪昀对唐人刘知几《史通》的摘要。而刘知几《史通》也不是史部丛书，而是一本史学论著。原书也只有20卷、50来篇而已，也称不上什么“帙卷浩繁”。

 

范先生对这两部古书，大概都只看到过书名，连线装书或影印本甚至铅印本的样子都没看过吧？否则怎么会说什么“帙卷浩繁”呢？

 

范先生又说：“先秦已有医术矣，经历代名医如汉张仲景《伤寒论》、唐王兵《黄帝内经素问》、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等著述出，其称中国‘医学’的条件始具备。”这里，“医术”是和“医学”对称的，亦即范先生认为我国汉代以前没有医学，只有医术。这且不说。他把《黄帝内经素问》说成是唐代的书，排在汉张仲景《伤寒论》之后，这也太令人惊奇了。《黄帝内经素问》可是人所周知的我国最古老的医学典籍啊！古人传说是黄帝所作，自不足信，实际应不出自一时一人之手，一般认为约成于春秋战国。汉魏后传本多有，唐代王冰（范文误作王兵）整理编次本，为今传通行。王冰绝不是此书的原著者。无论如何，是不能把它排在《伤寒论》之后的。张仲景的书的序文中就写到自己“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素问》即《黄帝内经素问》。范先生哪怕只要看过《伤寒论》的序，就不会这样胡说八道了。

 

范先生还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近代比较经典的选目中如章太炎之《国故论衡》、梁启超之《治国学的两条大路》、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李笠的《国学用书择要》中选其精中之精、要中之要……”然而，章太炎之《国故论衡》是所谓“比较经典的选目”之书吗？那是一部有关中国古代语言、文学和哲学的概论性著作啊。全书分三卷，上卷论“小学”，中卷论“文学”，下卷论“诸子”，又与“选目”何干？梁启超之《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是所谓“比较经典的选目”之文吗？那是一篇专门论述所谓“文献”和“德性”两大学问的研究方法的文章啊，又与“选目”何干？（梁启超的“选目”之文是有的，那叫《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李笠的书名，应该是《国学用书撰要》，然而范先生多次写作《国学用书择要》了。

 

这样子谈国学，我们实在有点吃不消啊。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鲁迅先生在《名人和名言》一文中说的一句话：“我们的知识很有限，谁都愿意听听名人的指点，……社会上崇敬名人，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却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哪一种学问或事业。名人被崇奉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哪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其实，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是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范曾先生之所以得名，是因为画画得好，要谈“国学”，我看他至少还得多看几本书后才有发言权；至于我们的一些报刊，请一些名人写文章，也应该选对人才是。就像鲁迅说的，“苏州的学子是聪明的，他们请太炎先生讲国学，却不请他讲簿记学或步兵操典”。

 

陈福康《中华读书报》2009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