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04月30日 　中国教育报

　　莫扎特3岁弹琴、4岁作曲，居里夫人4岁开始阅读，马友友5岁参加大提琴的演奏会，8岁则和著名大师伯恩斯坦在音乐会上合作。许多天才都是这样的神童，但是，爱因斯坦小时候的智力发育似乎还不如一般的儿童，在诺贝尔奖获奖人中，也很少有像居里夫人那样早慧的，天才似乎更是大器晚成。

　　这些天才的故事让成千上万普通的父母着迷，当然，对于更多的父母而言，他们面临的问题更为实际：守着已经降生、未必是天才的孩子，早期的智力开发是否能够提高孩子的智商？对此，西方几十年来已经有过许多研究，大致说来，对于儿童智力开发始终有两大派，一派为后天干预说，即认为儿童的智力需要开发，天才需要特别的培养。另一派则是自然成长说，认为天才的成长最好顺其自然，特意去开发则毫无用处，甚至可能揠苗助长，妨碍儿童的智力发育。大人应该做的是给孩子的心智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使其能够充分发挥潜力。

　　无论这两派观点哪个更占上风，我们都得弄清一个基本问题：到底有没有智商这回事？人们凭常识就知道有早慧的孩子，但是，人们对这种孩子却充满了偏见。在上个世纪50年代，著名的神童William Sidis11岁就进了哈佛，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但是，很快他就心力交瘁，后来以在世界各地的街道上收集车票度过了郁郁寡欢的一生。他的故事强化了传统社会对神童的看法：早熟早烂，成为神童不是一件好事。另一方面，学者则把智商看作个人生活的积极因素加以研究。1916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Lewis Terman对前人的智商测试法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创造了所谓Stanford-Binet IQ，这也是流行至今的现代智商测试的基础。1921年，他开始在加利福尼亚全州的范围内挑选、招募神童参与他的“天才基因研究”，试图说明早熟早烂的成见没有根据，天才还是比平常人要成功。

　　不过人们渐渐地对Terman的测试提出疑义，认为其对智商的定义太狭隘、太过集中于常规的认知能力上，对天赋的另外一些关键层面，如发散式思维、创造力、意志力等都有所忽视。在一些需要非常具体而又固定的技能的领域，比如音乐和数学，天才比较容易在早期发现，但是超出了这些领域，天才之路就很难预测。另外，一般的认知能力和创造力未必有紧密的相关性，接受知识和创造知识毕竟是两回事。在智商之外的一些重要素质，如锲而不舍的精神、信心等往往是成功更为关键的因素。由此，智商渐渐从一个单纯的智力构造演化为社会构造。

　　普通的孩子经过人为干预后是否可以大幅度提高智商呢？在这方面，美国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和实验如火如荼，其中非常有影响的一个专家就是Glenn Doman。他的观点是，儿童大脑发育的速度到6岁时急剧下降。在此之前的智力开发，将对孩子未来的智力发育有关键性的影响。换句话说，不是你的孩子不是天才，而是你没有给他或她成为天才的机会。这一结果给很多父母的启示是，6岁是一个不可错过的智能发展线，如果在此以前无所作为，孩子就误了通往高智商的特快列车。

　　但是，早期智力开发的批评者们对上述看法提出了严酷的挑战。上世纪30年代，教育学家Carleton Washburne通过研究发现，6岁是开始阅读训练的最好时间。到了中学时，6岁开始阅读训练的孩子和比他们更早开始阅读训练的孩子的阅读能力没有区别，并且，开始阅读训练较晚的孩子比起较早开始阅读训练的孩子，其读书兴趣要更强烈。另有研究显示，那些5岁开始接受阅读训练的孩子比7岁开始接受阅读训练的孩子在阅读上碰到的困难要更多。

　　塔夫脱大学教授Maryanne Wolf对这一现象进行了颇为精彩的解释：真正的阅读需要把大脑不同部位复杂的功能综合起来，这包括视觉、听觉、语言、概念生成等。这些功能的整合，要依靠所谓的“髓鞘形成”，而“髓鞘形成”的速度因人而异，关键部位的“髓鞘形成”一般要在5岁至7岁完成，男孩在这方面则偏晚一些。

　　Maryanne Wolf的理论基本解释了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读书识字是从5岁至7岁开始。如果把这个过程强行推前，比如在四五岁之前开始，就等于让孩子执行一些他们的大脑还不具备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可以凭借视觉或者听觉机械地阅读，其实不过是对声音和图像的死记硬背而已，创造的是一种阅读的假象。这种先人一步的优势，日后很快就会消失，但是，给孩子留下的心理创伤却未必会消失。孩子搞不懂自己在干什么，达不到大人的期待，这样，大人就把孩子摆到了一种还没有开始就失败的境地。Maryanne Wolf还意味深长地强调，在奥地利，孩子7岁以前不识字读书，日本则是极端强调早期智力开发的国度，但是，看看人均诺贝尔奖的指数，奥地利竟比日本高出数倍。

　　（摘自《一岁就上常青藤》）